《经世大典辑校》：整理典志 嘉惠学林

《经世大典辑校》：整理典志 嘉惠学林 字体： 小 中 大 分享到： 《经世大典辑校》：整理典志 嘉惠学林 2022-01-17 10:33:26 来源：光明日报

治国之道

《史静大典》的编校[元]赵世炎等著周绍川等著中华书局编校。

元朝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。这是一个民族迁徙、碰撞、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伟大时代。历史的管理从来都很难，元朝的历史更是难上加难，因为它涉及大量的汉藏蒙三种文字的史料。除了一些常见的基础史料外，许多珍贵的元代文献没有得到有效的整理和翻译，给元代历史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。

《史静大典》是赵世炎、于吉等人编撰的元代第一部大型政治通论书。在元文宗，它“参唐宋之会，集全国各朝之文”，仿六经之制。它记录了元初至文宗朝的宗谱、圣旨、公务、礼乐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法律、工艺等规章制度，总结了元朝建立以来规章制度的变化和演变，是元代规章制度的集大成者。此外，《史静大典》是该朝人民对该朝历史的编纂，史料多来自官方原始档案，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高于《元史》等书。元朝历史的编年史基本上都是从史静大典中编纂出来的，一些元朝历史的传记也可能出自大典。因此，该仪式是考证元代文献最基本的史料，对研究元代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周少川教授呕心沥血20年，广泛查找史料，精心补充考证，与合作者共同编撰《世经汇编》，实际上是对元史研究的又一新贡献。

首先，《世经》的编撰对于元代政治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意义。元代政治史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是元朝统治的合理性、重要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。《史静大典》的编校在这些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支撑。如其君事四典(帝名、帝训、帝制、帝部)以正统为核心，以清晰的脉络展现了元朝统治合理性的存在。元朝统治的合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元朝继承汉魏唐宋是否合理；第二，元文宗继承王位是否合理。《盛世法典》的修订是为了展现元朝的命运和盛世。编修者谈及“帝中有元，顺乎民”和“编修时势”等思想。他们认为，元朝的命运，宋朝的灭亡，黄金的灭亡，都是人民的命运。同时贬低汉魏唐宋，歌颂元朝的文学武功，肯定元朝统治的合理性和繁荣性。另一方面，编纂者按照皇帝名、皇帝训、皇制、皇制的顺序，以文献的形式呈现了元代皇帝的历史，显示了他们对元代皇帝的正统认知。其中，文宗皇位继承合法化是《史静大典》编纂的重要原因。在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中，蒙古帝国、世祖到文宗等朝代的许多重要政治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记载在《史静大典》中。

其次，《史静大典》的编纂整理是研究元代制度史的史料宝库。六官法典(统治法典、分配法典、仪式法典、政治法典、宪法法典和工作法典)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。它们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、经济制度、礼制、军事制度、工匠制度等等。它们全面概括和总结了元朝数百年的法规制度，是研究元朝制度史最系统、最完整的历史宝库。

现存的《大典序·治典官志》涉及元代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御史台等11个中央机构的名称，以及省、枢密院等6个地方机构的名称。具体的记录，如元代的俸禄、升迁、换任、维持清官等，都在仪式中有所体现，可以说是研究元代官制的重要史料。

再如《直典官志》、《府典知止》、《府典仓库》，这些都是研究元代仓库的重要史料。还有关于元朝与日本、朝鲜、安南等国的外交、经济制度的史料，如正典征讨、礼贡等。，而《元杂剧传》记载，此后多有选本。校勘依据原始史料，以《通志条格》、《仙台通辑》、《南太北要》、《秘书监志》、《袁》、《袁氏》等所载同源史料以及新近发现的《黑水城文书》、《至正条格》为基础，系统梳理了六部官制和官制法典，为研究元代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
第三，《世经》的编撰是研究元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和见证。

元朝疆域辽阔，文化多元，兼容并蓄，是中国历史上中外关系和交流的繁荣时期。在“以天下为家”、“以邻为壑”、“内外亲疏”思想的指导下，元朝向日本、朝鲜、安南、缅甸等国派遣使节，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。这些重要的外交活动被记录在世界的盛典中。如《史静大典正典征伐记》记载，元军促进了朝鲜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。此外，元朝还向朝鲜、安南等国颁发了《高级计时历》。在贸易方面，元朝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，开放泉州、上海、温州、清远、广东、杭州临海等郡，与范国进行货物交换。这些中外关系的重要史料都记载在《史静大典》中。

第四，《史静大典》的编校是研究元代文化思想史的重要文献。

史静大典是元代“大一统”思想的最佳载体。元朝的建立颠覆了汉族一统天下的局面，传统的“夷夏”思想受到挑战。如何解释蒙古入主中原，巩固传统的“大一统”思想，是元代一个非常现实而重要的课题。《史静大典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官方对大一统思想的阐释。也就是说，由于国家统一，元朝经济发展，人口与日俱增，取决于汉唐的数量。元朝时，文志的武功远远领先于前代，统治者认为他们有资格统领天下，统一全国。其核心思想是宣传和倡导得德者得天下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反对以汉族是否统一国家来判断政权的合法性。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的一种新的阐释和诠释。

《史静大典》是元代实用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。杜佑的《唐代通典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治著作，集中论述了历代法律法规的演变和变化。他所开创的《制度史通史》的编纂，为后人所推崇和重视。此后，郑樵的《通志》和马端临的《文学通考》继续连接着杜佑对典制史的记载。典体史书记载了国家的制度建设、疆域、边防、军事制度，以及农业、桑业、田赋、水利、盐茶等，与人们的日常使用密切相关，因此是最实用的史书类型。进入中原建立元朝后，蒙古政权吸收了中原汉文化的进步内涵，不断发展和丰富民族制度和法规。《史静大典》应以史书的形式对元朝现存的制度建设进行总结，以便今人所用或后人借鉴。因此，《史静大典》是对元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好诠释。《史静大典》中的史料多来源于政府原始档案，可靠性高，并贯穿了杜佑、郑樵、马端临以来的法规记录，使法规史的编纂在元代史学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。

最后，《史静大典》的编纂整理是元代文献整理的典范。自元代《苏天爵》中的元勒温和明代的《永乐大典》开始，就有了《史静大典》的抄本。大典失传后，清代有学者做了一些编纂。这些辑佚成果为《史静大典》整本的编纂准备了充分的条件，但仍有许多缺漏空值得考证和补正。

《史静大典吉焦》在前人的基础上，通过广泛搜集元明清各种文献，基本上收集了现存大典的全部佚文，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全面可靠的大典版本。在此基础上，编者对佚文进行了详细的调查，确定了编纂的顺序和选取的标准，并从历史渊源的角度保证了编纂内容的真实性。另外，通过还原大典的范畴框架体系，对佚文进行准确的整理，尽可能地接近大典的原貌，从而达到真正的编纂佚文的目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编者通过精心的标点和切分，清理了《大典》中晦涩难懂的元代白话和官体句子，为学者研究和大众阅读提供了方便，是元代文献整理的最好又一范例。

总的来说，《史静大典》的编纂整理是研究元代政治史、制度史、中外关系史和文化思想史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历史宝库。它的出版，足以填补元代《史记》校勘中的一项空空白，使学者、文人受益，为新时期传统文化研究增光添彩。(作者: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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